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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岳说，在长时间缺少睡眠的情况下，自己的精神情况出了问题，时常出现晃神，也慢慢的变没有耐心。最冲动的一次，他冲进厨房，拔出一把菜刀，希望上楼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

  凌晨五点，窗外还是朦胧的昏暗。“砰砰砰——咔”，脚步声和开窗声接踵而至，声音透过楼层隔板清晰地传入耳中，郑云只能从床上坐起，直到五点半，郑云起身下楼到车里继续休息。

  郑云今年50岁，居住在昆山的一个小区。离异后，郑云习惯了一个人居住。“周末在家里一个人听听音乐，刷刷微博看看电视，生活上也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只是在噪音每日打卡般一天不落地出现后，这样的生活好似断了片，原本舒适的家如今成为了郑云最抗拒的地方。她成为了公司里最早到也是最晚离开的那个人。下班后，她选择躲进一切能躲藏的地方：酒吧、公园、咖啡店。开车回家途中，担心疲劳驾驶的她，把车停在回家路上的厂房旁，蜷缩在驾驶座上小憩，惊醒后，郑云常常不清楚自己身处何方。

  像郑云这样被噪音所扰的人不在少数。2019年，来自苏州的傅岳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反噪音联盟”，如今已有一万五千人关注。而五个微信群如今也有一千五百多人。

  加入反噪音联盟后，从孤军奋战到抱团取暖。大家解决噪音问题的方式也渐渐变得多元。而在建立“反噪音联盟”一年后，傅岳将联盟的名称改成了“安静之家”。傅岳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理性维权，反对以暴制暴，并从自身的改变做起，早日拥有属于自身个人的“安静之家”。

  噪音问题出现后，即便是周末，郑云只能选择待在咖啡店里等待夜深归家。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2017年3月，27岁的李林静和男友在沈阳市区买下一套100平方米的新房，大大小小的设计、装修事宜李林静都亲自参与，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将新房装修成自己心仪的“工业风格”。

  2018年六月搬入新家后，透过隔板，李林静能清楚地听到早晨5点多，楼上老人在客厅砸核桃的声音，而楼上小孩的跑跳撞击地板的声音也如影随形，“像一个冲击波，你可以感觉到不停的嗡嗡声，楼板一直在震。就像你在一个鼓里边，他们在上面一直敲你。”

  多次沟通无果后，李林静和男友一度与楼上邻居起了肢体冲突，而在冲突过后，噪音依旧。

  “那段时间我觉得之前一年装修期间的那种期待和快乐，看起来像个笑话。”李林静说。

  另一边， 35岁的傅岳在苏州一家外贸公司从事销售工作。2019年，楼上邻居的噪音划破了傅岳原本平静的生活。

  傅岳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细声温和。为了方便女儿上小学，傅岳买下苏州市姑苏区一套一百平方米的学区房，从苏州乡下搬进了这套商品房里，开车上班的时间也从两个小时缩减到了半个小时。楼上过去住着一对生活规律的老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傅岳的生活除了柴米油盐，就没有波澜。

  直到2019年初，房子搬进了新的邻居：一家六口，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和两位老人。

  傅岳说，楼上新搬入的邻居作息和自己完全相反：晚上十一点本是自己入睡的时间，但却是楼上夫妇刚下班到家的时间。当自己睡意正朦胧时，楼上却出现了拖拉桌椅、小孩跑跳、收拾房间、捣鼓东西的声音。好不容易熬到入睡，早上六点多楼上老人买菜的拖车滚轮“咕噜咕噜”，紧接着小孩奔跑—— “咚咚咚”，平日里八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傅岳只能睡到三四个小时。

  傅岳记得，自己时隔一个月才鼓起勇气第一次和邻居沟通。小心敲开对方家门后，傅岳得到了一句“知道了”的简单回复后，门随即被关上。傅岳回到家却发现，噪音丝毫未减。

  沟通次数多了，傅岳再去敲门便不见开门，“他们在屋子里说‘知道了你走吧，不要再来了’。”

  傅岳说，在长时间缺少睡眠的情况下，自己的精神情况出了问题，时常出现晃神，也慢慢的变没有耐心。最冲动的一次，他冲进厨房，拔出一把菜刀，希望上楼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

  “冷静下来后，就感觉自己挺可笑的。”傅岳回忆，他也曾产生过购买震楼器来反击对方的想法，但这种想法只是转念而逝：这样的形式只会让双方关系恶化，“噪音问题仍旧没办法真正解决”。

  此后，傅岳搬回了乡下居住，原本半小时的上班路程拉长到了两个小时。即便如此，傅岳觉得，相比忍受噪音侵扰和睡眠不足的问题，两个小时的车程已经不值一提。

  2019年底，由于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傅岳只能选择搬回市区的房子，直面噪音问题。他先是花了上万元在家里安装了隔音吊顶，又特地买了隔音垫送到邻居家门口，称是家里用剩下多余的，尽管邻居拒绝了隔音垫，但傅岳觉得对方的态度在好转。

  借着和物业一起巡楼的机会，傅岳进到楼上邻居家，发现邻居在桌椅板凳底下安装了隔音垫，晚上十一点过后的噪音也逐渐消失。

  2019年底，傅岳开始在网上发布噪音科普的文章。傅岳觉得，自己经历了解决噪音的过程，可以在工作之余将这些深受噪音困扰的人们聚集起来，共同讨论解决噪音的方法，他将自己公众号的名称改为了“中国反噪音联盟”，希望更多人找到解决邻里噪音的办法。

  李林静在一个偶然机会下进入了反噪音联盟。她发现虽然群里关于噪音的抱怨声不断，但关于噪音的处理方法也开始变得多元。

  按照群友们推荐的攻略，李林静也尝试了不同的方法。安装隔音吊顶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她的家，她解释，自家楼上的噪音级别很重，若要完全隔掉噪音，需要非常厚的吊顶，“做好以后这个屋也没法住人了。”李林静决定和楼上邻居再度沟通，说服邻居花了一千元购买了减震垫，“但是效果并不好，而且垫子铺了一两年后，已经压实了，现在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李林静也尝试给邻居送过软底拖鞋，效果仍旧不明显。

  李林静又尝试和邻居的6岁孩子成为朋友，趁着孩子在小区楼下玩耍时带上玩具和孩子打成一片。这被李林静称作是最有效的方式：“他们的孩子和我们混熟以后，就会说‘楼下的叔叔阿姨，以后我们会轻点蹦’。”

  居住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周敏（化名）也尝试群友推荐的各种方式解决噪音问题。长期的噪音困扰下，周敏已形成了一种心理：噪音没出现的时候，周敏开始等待噪音的到来。“有声音的时候会非常烦躁、痛苦和恐惧，没有声音的时候，我却在花所有时间等那个声音到来，整个24小时都被噪音占据。”

  周敏先是购买了最厚的耳罩，晚上躺在床上戴着耳罩睡觉，却没办法翻身。后来又尝试噪音脱敏治疗，从网上下载了高跟鞋摩擦地面的各种声音，每天躺在床上播放这些声音尝试脱敏，仅仅过了4天，周敏就再也无法忍受。

  最后，周敏花了4万块钱，把自己房间的天花板和墙敲开，在里面填上了最厚的隔音棉、石膏板和隔音层，过去头顶上清晰的咚咚声如今在多重阻隔下变成低闷的响声。在周敏看来，噪音问题已大大解决了。

  自认为性格软弱的郑云，曾在与楼上邻居调解噪音问题时送过鸡、粽子，也送过各式各样的零食，她希望能用友好沟通的方式解决噪音问题。但邻居的我行我素，让这一切成了徒劳。

  郑云通过以最大音量播放电视节目的方式表达愤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也有人尝试以暴力反击噪音。傅岳记得，2020年年初，一个25岁左右的男生因为反复和楼上租户沟通无果，在群里表达了自己要拿铁棍上楼报复对方的想法。有不少群友在群里劝解他，“哪怕深夜去敲门提醒，也不要以暴力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男生当时听不进劝解，一度退群，冷静下来以后又主动加入群聊。

  傅岳通过和男生私聊后，了解到男生在遭遇噪音问题时恰逢生活上也有诸多烦恼，情绪已经处于崩溃的临界点，于是产生了极端的想法。在傅岳给男生提供了几条处理方法后，男生通过和楼上房东沟通的方式，最终把噪音问题控制在了可接受范围内。

  2020年底，傅岳将联盟的名称改成了“安静之家”。他希望加入联盟的人能够理性维权，反对以暴制暴。“遇到有人想用暴力解决实际问题时，群里都会有人劝解：犯不着去打架斗殴，最后自己的生活反而被毁了，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安静之家的群公告里，列着几项傅岳制定的群聊公约：“可以吐槽抱怨，但是不要发布诅咒、侮辱视频”、“不得宣传暴力手段。”

  2019年底开始，傅岳在家里的客厅和房间都搭建起了隔音吊顶。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记者查询发现，近几年关于噪音扰民的讨论慢慢的变多。微博上一个名叫“楼上请停止你的噪音”的超线万，该超话下的微博内容在抱怨邻里噪音问题时大多充满着不积极的情绪。据新闻媒体报道，2019年4月，青海一名男子因没办法忍受楼上邻居家的“噪音”，持刀冲入住户家中，砍伤了四人，造成两人重伤。2019年11月16日晚，郑州一男子因邻里噪音纠纷杀害楼上三名女孩。

  在裁判文书网检索“邻里噪音”，结果显示，从2015年至2021年由邻里噪音引发的案件共有31起，其中15起涉刑事案由，15起涉民事案由，1起为行政案由。31起案件中，6起涉及人身伤害赔偿，2起涉及拘役，2起涉及防卫过当。而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合计受理的环境噪声投诉举报事件约为201.8万件，其中，社会生活噪声投诉举报最多，约108.3万件，占53.7%。此外，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共接到公众举报44.1万余件，其中噪声扰民问题占全部举报的41.2%，仅次于大气污染，位列第2。

  据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章第四十六条规定，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时，应当控制音量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此外，据《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规定，对于住宅卧室、起居室允许的噪音级别为：卧室白天小于等于40分贝，夜晚小于等于30分贝；起居室全天小于等于40分贝。超过此标准即为建筑隔音不达标。

  傅岳说，物权法中有对邻里关系需要和睦的一个定义，《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也只有应当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说法，但上述法规都没有针对邻里噪声如何判罚的定义。

  傅岳说，正是因为目前无法可依，在现实情况中，居委会、派出所等机构也常对噪音纠纷束手无策。而在诉讼层面，常常存在噪音取证困难的问题，无法直接证明噪音来源，大多数人不会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在走到复杂的法律诉讼这一步之前，人们往往选择搬家。”

  苏州一社区物业管理人员刘晓红和记者说，面对业主的噪音投诉，物业人员会通过上门调解的方式来进行劝解，但仅限于口头调解。除此之外，只能依靠业主寻求如报警等方式处理。

  傅岳说，正因如此，他们对正在提请修改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充满了期待。

  据媒体报道，8月18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就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进行分组审议，人大委员们认为，随着生活水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宁静”生活环境的需要日渐增长,但噪声污染多发、多样,日趋严重,噪声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副所长胡静参加了2021年《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专家研讨会。他表示，研讨会对于近几年投诉较多的邻里噪音问题有过专项讨论，而讨论的核心主要集中于邻里噪音在法律诉讼过程中的取证问题。

  胡静表示，新的噪声污染防治法出台以后，可能会赋予物业、居委会等基层机构解决邻里噪音纠纷的权利和职责。“如果这个层面解决不了，可以寻求派出所民警进一步解决。

  “在问题超出一般的纠纷后，公安机关不能因为未达到刑事案件的程度，就采取忽视的态度。邻里噪音问题里有很多自然的隐患，公安机关应该及时出手制止。”

  全国人大官网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1年，共有33项法律草案完成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其中《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意见条数排名第三，意见条数达到3068条。

  现代城市里密集的楼房，噪音成了城市生活的“副产品”。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45岁的楚天（化名）遭受楼上钢琴声困扰长达15年。在他看来，邻里噪音也成为了现代社会城市运作的‘副产品’。而一些人在工作上付出了所有的精力，已经处于压力的临界值，在噪音的影响下，最后一根稻草也被压垮了。“社会中间层普遍已经在工作中把自己推到边界，达到效能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接受计划外的负面刺激。”

  在楚天看来，噪音问题在极短的时间内无法被改变，由于每个人承受压力的水平不等，如果从物理和心理层面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唯一一个理性的出路就是选择离开。“社会对于噪音的认知程度参差不齐，很多人没有亲身体会到这种噪音带来的精神压力，也就无法达到共情的程度。噪音这样的一个问题不是所谓的‘小题大做’，只是几率问题。遇到之后，哪怕一个人没有高压的工作或是生活的其他压力，他也有一定可能会承受不起噪音带来的伤害。”

  这两年，傅岳持续在江苏政协网站上提交关于噪音立法的提案，提案一度登上网站热度的前三名。傅岳说，虽然目前影响力还不大，但他会每年坚持做下去。

  “我们想要一个安静的家，但是为什么看似这么简单一个要求，会变得这么难？”傅岳认为，“安静”只是一个朴素的生活追求，但是如今人们连这个追求都越来越难。噪声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还在草案阶段，当前受噪音困扰的人们只能依靠各种渠道忍受、反击，“在一切还没有成熟前，我们只可以改变自身。”傅岳说。

  2020年底，在楼上租户搬走后，周敏的楼上新住进了一家三口。这一次，周敏选择主动上门沟通，加了邻居微信，平时在楼道里遇到也会主动打声招呼。

  李林静和男友则计划在一两年内将房子出售，再购买一套二手房，“购买新房就像是买盲盒，你不知道会抽中怎样的邻居。二手房至少能在做决定之前知道楼上楼下住的是谁。”李林静说，未来自己也会在装修问题上更注意降噪处理，“家是一个放松的地方，不希望再过得这样提心吊胆。”

  11月19日这天，郑云依旧在早上五点醒来。这天早上和以往有些不同——郑云只数到了七次噪音，声音也比以往都要轻微。“一定是昨天用最高音量播放电视节目反击他们的作用。”

  下午五点，在咖啡馆喝完一杯咖啡后，郑云打算提前回家。郑云说，自己已经半年没心思逛超市，这两天噪音轻了，“心情好多了，今晚回家前去买些好吃的。”